美国疫情后的低储蓄率：全球趋势之反常现象与驱动因素

在新冠疫情后，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大幅下降，但在全球其他地方情况并非如此。在发达国家中，消费者的储蓄率(即可支配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在疫情期间大幅上升。但当封锁结束和日常模式重现后，全球消费者的财务趋势就与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背道而驰。据纽约联储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人有花光储蓄的倾向，这是美国独有的现象。

在主要的高收入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加拿大、英国和日本，储蓄率在2020年和2021年的新冠疫情期间增加了6.5%至10%；而这种较高的储蓄习惯仍在持续。例如，加拿大的家庭储蓄率仍比疫情前的几年平均水平高3.5%。

然而，尽管在可比国家，储蓄率仍高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美国的储蓄率已大幅下降，现在低于2015年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从2022年初到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的平均储蓄率比疫情前下降了2.5%。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疫情后的储蓄习惯之间的明显差异让研究人员感到困惑。研究人员表示：“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解释为何美国和外国的储蓄行为存在差异。”

一般来说，较高的储蓄率表明更好的财务健康，因为家庭可以在不借款或负债的情况下应对财务紧急情况。美国家庭储蓄的减少意味着家庭现在比疫情期间更依赖信贷，这可能导致消费支出减少——这是美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通常，储蓄率在经济衰退或经济健康被认为较弱时会上升。但是，尽管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密歇根大学的指数报告10月份消费者信心下降了7%，并低于其他可比经济体的记录，美国的储蓄水平仍低于国外。这与研究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所预期的恰恰相反。

此外，虽然美国家庭不得不应对高通货膨胀，经济顾问委员会报告称，美国的通货膨胀在6月之前已经达到高峰，并且是G-7国家中的最低水平。所以，尽管通货膨胀已经侵蚀了实际工资增长和购买力，但它可能不是各国储蓄差异的主要原因。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美国消费者更愿意在疫情期间花费政府提供的“免费”刺激金，然后在临时收入增加过后继续稳定消费。研究人员指出，这种观点基于前景理论，认为政府转移支付是不劳而获的，因此价值较低，更容易消费。

在疫情期间，美国家庭的高储蓄率来自更高的收入(部分归因于政府刺激)和更低的支出。然而，国外的过度储蓄主要来自较低的支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可比国家，有更多的社会支持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储蓄机会。例如，根据Peterson- KFF Health System Tracker的数据，2021年美国的医疗支出达到人均12,914美元。同期，英国的医疗支出为人均4,188英镑(5,111 美元)。美国家庭较高的支出负担也有助于解释这种差异。

研究人员指出，无论驱动因素是什么，美国人的储蓄习惯显然没有在新冠疫情后变得更好，这可能会使家庭更容易受到经济和金融冲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