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工厂工作十年,你可能找不到一线城市的归属感

2022年，被迫频繁换工作的张东决定结束流浪的职业生涯，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会。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二次裁员的多重风险下，一些大型工厂员工渴望在县安静稳定的生活。

一位从武汉回到家乡的互联网员工告诉时代财经：“县城工厂人力短缺，全年都有招聘需求。”。

县经济的崛起为返乡者提供了充分的条件。2022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昆山、义乌、慈溪、晋江等四个县级城市已进入大城市行列。

另一方面，大型工厂专注于五环路外的排水。大型电子商务工厂以城镇青年和中老年人为重点目标。一些新的消费趋势在一线城市兴起后可以迅速与县城接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县城不再是沮丧者的退路，更像是重启生活的另一种选择。闻风而动的大厂员工开始像候鸟一样回家。

除夕夜，张东坐上了回山东临沂的动车。临走前，他一个接一个地告别了还在北京的朋友，因为他将来很可能不会留在北京。

五年前，张东以北京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像大多数学生一样，他成功地获得了大工厂的头部offer，从事客户体验岗位，月薪1.5万元加上一系列福利，似乎是一份体面的工作。

然而，大型互联网制造商的竞争总是在迅速变化。五年后，张东的公司从头部互联网行列中落后。由于不在核心岗位上，张东看不到职场晋升的空间，大工厂的加薪速度跟不上扩张的欲望。每次春节回家，这份工作带来的光环都在逐渐减弱。当人们开始谈论房子、汽车和其他硬性指标时，张东总是尴尬地回避这个话题。

看到大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预设的生活剧本，许多比张东早早回到家乡的同龄人涌入创业浪潮，在县城买了几套房子。

“如果你在一家大工厂工作了十年，你可能找不到一线城市的归属感。你家乡的亲戚不看月收入。只要你还没有固定的地方，你就不能混在一起。”张东对时代财经说。

对张东来说，他唯一有价值的简历就是大学生自主创业证书。这个荣誉可以减少他创业初期的税收。“如果你不回去试试，你总是觉得很遗憾。”。

最后，张东下定决心回家的导火索是两个月前家里一个接一个的紧急情况。几位长辈没有熬过冬天。在北京，他既没有人脉，也没有精力处理。他总觉得自己是家乡和一线城市的局外人——在大城市没有存在感，也失去了在家乡定居的关系网络。

与张东的犹豫和焦虑相比，也离开北京的谢婷婷已经步入了创业的正轨。两年前，谢婷婷仍然是字节跳动明星产品的老兵。随着整个项目的削减，她过去的辉煌经历也在公司内部被取消了。她不得不考虑其他的退路。她家乡区县的发展势头让她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规划。

“我们普遍意识到大工厂竞争的内部滚动，一些同行在找到工作后会经历第二次裁员。这种流浪感很难消除，裁员的影响范围也从基层员工扩大到中层管理人员。”谢婷婷在教学和培训轨道上工作了十多年。回家创业的想法在她心里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受大工厂工作压力和工作量的影响，她被搁置了。

为了保险起见，谢婷婷做了两手准备。她为自己设定了为期一年的项目底线，投资成本不超过50万元。她的丈夫仍然留在北京工作，以便在创业失败后回到一线城市的大本营。从那时起，这对夫妇开始了他们分居的生活。

“大厂员工的思维方式与创业的契合度并不高。很多大厂员工更擅长单象限、统筹规划、多维沟通，这是创业者最需要的素质。”谢婷婷告诉时代财经。

经过半年的调查，谢婷婷有了初步的创业理念。在此期间，她尝试了线下教学和培训课程、宠物线下商店和电子商务直播，90%的想法死于市场调研的第一步。例如，当地的锚资源还不成熟，一些宠物产品的客户单价只有北京的三分之一。

“电子商务，宠物行业有很多头部玩家，我想找到一个根植于当地土壤的蓝海产业。”谢婷婷告诉时代金融公司。

去年夏天，谢婷婷确定了第一个项目：户外桨板运动。谢婷婷观察到，一线城市的时尚项目几乎可以与二三线城市快速接轨。当露营、飞盘、陆冲等户外运动成为一线城市的时尚项目时，二三线城市年轻人的社交平台也被同样的时尚刷新。

在产品推广的第一阶段，大厂营销经理的身份帮助很大。通过社交媒体打卡引流，谢婷婷的创业团队在三次活动后收回了成本。

在户外运动需求最旺盛的夏天，谢婷婷的团队一个月的流量可以超过6位数，平均利润率可以达到50%，三个月内跃升为行业龙头玩家。回国创业的激情冲走了职场多年积累的焦虑。当合作伙伴提到谢婷婷时，她没有忘记强调自己是80后，谢婷婷意识到自己离“退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许多当地公司不太了解互联网营销方法，也不知道项目排水。在完整的市场研究中，突出围攻并不像预期的那么困难。”谢婷婷告诉《纽约时报》金融公司。

王琦的创业项目也于2022年夏天正式启动。这个团队由三个年轻人组成。他们的相似特点是被大工厂卷出内伤，暂时处于半平状态。对他们来说，参与创业项目相当于在平静的湖面上掀起波澜。

王琦把创业的第一站放在小红树上，经营着原创珠宝品牌。从供应商筛选、产品选择、定制包装、产品上架，团队电子商务生存指南直接提高了县同行的标准。“我们基本上找到了一些方法，现在看到某种类型的朋友可以快速识别出有多少水。”

为了提高沟通效率，创始团队保留了大型工厂的基因，内部仍采用OKR评估方法，每周安排每周会议对产品选择和账户运营进行一轮审查。

正月初三，谢婷婷负责推广的新户外项目迎来了新年的良好开端。她以为人流会在下午5点左右散去，但直到晚上9点才离开。

两个月前，谢婷婷找到了一个新的“支持者”。她把创业公司卖给了当地的一家龙头企业，拥有25%的股权，负责营销。

在做决定之前，谢婷婷曾经想回到工作场所，因为单个户外项目的收入规模有限。当时，谢婷婷还得到了两家大工厂offer，但年薪总包远不如往年的市场。

“习惯了创业的节奏后，很难接受农民工的状态，我也不愿意放弃户外运动市场。毕竟，我做了一些水花。”谢婷婷向时代财经坦言。

回顾一年多的创业经历，谢婷婷认为最难突破的是家乡的人情社会。

离开家乡县城10多年后，她对当地的人际交往半陌生，熟人圈还停留在学生时代。在开拓市场的初期，谢婷婷不得不利用从未离开家乡的初中生与当地合作伙伴的沟通渠道。对于谢婷婷来说，找到一个可靠稳定的团队无疑可以分担一些社会压力。

1995年，梦瑶暂时没有把自己归类为企业家。离开深圳一家小型互联网工厂后，她毫不犹豫地回到了三线城市。在她看来，能够独立的一般是大工厂生存系统中的领导者，梦瑶只能选择进入系统或继续找工作。

考入隔壁县编制后，梦瑶第一次感受到“工作导致贫困”的滋味。3000元的月收入让她过上了精打细算的生活。由于近年来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月租金占收入的三分之一。为了节省一些手机流量成本，梦瑶甚至需要提前在办公室传输视频和文件。

这种贫穷的生活只持续了一年，梦瑶主动完成了体制内的工作。她把求职范围锁定在家乡的国有企业。原因是其他工作鱼龙混杂，要么是公司制度规定不完善，要么是五险一金缴纳漏洞百出。